升学改革三十年:条子和票子!

作者:包叔
来源:包邮区 ID:ibaoyouqu

1987年,一位跑运输的老板天天泡在北京景山学校,说只要学校肯收我的孩子,我愿意捐一万元给学校。软磨硬泡一个月,校长和老师终于被感动了,收下了孩子和一万元。

那年,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78元。一个月后,学校还是出于组织纪律,把钱退了回去。

北京的升学生意,于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开头。

还是那一年,经中间人介绍,北京五中收了第一个“票子生”。他也成了北京市第一个“票子生”,校长吴昌顺说:

这也许是家长和学校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试探吧。

从此开始,河道越来越拥挤了。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很乐意出点血让孩子进入名校。在政策的鼓励下,很多大公司也参与进来,以共建单位的名义捐钱给学校,为自家员工换取入学名额。

那几年,方正每年要为北大附中缴费四五十万,换取七八个员工子女的入学资格。

1991年,北京废除了小升初考试,全部电脑派位,就近入学。但富有首都特色的“择校生”、“共建生”、“占坑生”、“票子生”、“优惠生”都冒了出来,让电脑失灵了。

到了1995年,“票子生”的比例已经相当高,内卷之激烈远超现在。

那一年,领袖的前秘书想送孩子上重点中学,发现要交五万元,还得排队,等他发动亲朋好友凑齐了钱,费用又涨到了七万,只能放弃。

呼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多,1995年,当时的领导在一份内部材料上作了批示 :

旧社会像名牌学校中学乃至大学必须靠成绩,绝不能讲人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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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批示后没几个月,西城、海淀区的老师们告诉毕业班家长,刚取消了没几年的小升初考试,又要恢复考试了。

这项政策仅仅在小范围内复活了一段时间,就又叫停了。毕竟是九年义务教育,免试进初中是大势所趋。

此后,北京的小升初政策进入了循环阶段,是考学生的脑袋,还是考家长的口袋,似乎没人能给个准确的答案。

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,意味着升学市场上没有了指定货币。勤劳勇敢的北京人民,很快建立了民间的货币体系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,从人大附中开始,好的中学纷纷以奥赛选拔人才,北京逐渐进入“全民奥数”时期。最严重的时候,最优秀的十几所初中,都在小升初阶段就开班教奥赛。

奥数和比特币一样,很快获得了全民共识,成了硬通货。

物极必反,大家很快发现,中国人对于考试太狂热了,一考试就搞军备竞赛。奥数也成了加重学生负担,扼杀民族未来的罪魁祸首。甚至有人喊出了,奥数是万恶之源。

2006年起,北京开始叫停奥数,但其生命力之旺盛超乎想象,直到2018年,才算是完全被叫停。

奥数的坚挺,是因为始终没有出现新的选拔标准。期间,北京出现过“特长生”选拔,事实证明是可以被操纵的。

取消了特长生,还有择校生;取消了择校生,共建生又冒了出来。唯一拿钱解决不了的,也就是数学成绩了。

北京教改三十年,其实就是官方货币和民间货币的角力。人民币进校园,显然是与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。但教改始终难以彻底成功。

2014年,北京进行了影响最大的一次教改,学区制、九年一贯制、名校办分校终于形成了制度,再也没有共建生,学区为王,为广大家长买房指明了方向。

从那时起,以西城区为代表,北京升学的真正硬通货产生了:

学区房。

2

北京西城区,面积50平方公里,64所小学。这里是中国牛小最集中的地方,没有之一。

翻开几乎每一个学校的历史,都是大有来头。有些学校,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开,开学升旗由国旗班来升。因为声望与口碑,西城的牛小不断吸收好老师与好生源,慢慢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。家长们趋之若鹜。

全国学区房看北京,北京学区房看西城。西城64所小学被划分为11个学区,几乎成了全国学区房价格体系的锚和基准。其中德胜、金融街等学区房价格,代表着学区房的最高水准。

2021年7月开始,锚又被砸碎了。

从7月2日开始,不少西城家长接到了调剂电话,很多牛小的学位已满,只能接受调剂。尤其是去年7月31日买入西城学区房的,基本上都要被调剂。

很多人瞬间就慌了,尤其是买了德胜、月坛和金融街的,他们都是以15万以上单价买的学区房,但现在被分配去的学校,学区房价格都在九万元左右。
花了爱马仕的钱,最后得到的是班尼路,虽然都是牌子的。

家长群哀嚎一片,很多人感慨取消学区房的战争,就从西城区打响了:

顶级学区房覆灭开始了。

学区房积累了太多怨气,大家都知道,也都在看笑话,但这轮西城学区房翻车,更重要的原因是:

学区房太多,牛校不够用了。

学区房六年为一轮,供应源源不断,但学校的座位是有限的。门洞、地下室、走廊,西城牛校区域内有房产证的物业,都被都买光了,如果西城的花盆能办大红本产证,我想很多人是不介意住在花盆里的。

学区也被撑爆了。我们缺芯片,但肯定不缺有钱人。

2020年西城区小学在校人数统计数据显示,六年级共有12867人,一年级共有21075人。这也意味着在六年中,西城多出了:

9000个小学生。

北京教委其实从去年就开始警示学区房的风险。

但很多家长不信邪。他们赶在去年7月31日前搞定学区房,德胜片区五一期间成交了100多套房子。

不光西城,东城、海淀,乃至朝阳区都要被撑爆了。

统计数据说,最近三年将是北京二十年来入学的高峰,今年适龄入学人数达到21万,而明年,或将超过25万,这其中有三成是二胎。

放开二胎让本就紧张的教育资源,更加内卷了。今年开始,海淀区把所有能改的房间都改了教室,每个班从30人扩招到40人,小学生也要爬高楼。

当然,看看数据就知道,丰台、通州、大兴的小学生人数没怎么增加。

水往高处流,越是顶级学区房,涌入的钱越多。毕竟西城和丰台的差别,比西城和西藏的区别都大。

领导也对学区房表态了:

解决这个问题(教育公平)不可能一蹴而就,就是在北京这个问题也很突出。

3

今年5月14日,北京西城区疾控中心发布了一则疫情通报,称金融街街道的父女三人为新冠密切接触者。通报简单描述了他们家庭情况,住址为西城晶华小区,大女儿就读于宏庙小学,小女儿就读于惠泽幼儿园。

这则通报引起了包叔好友兽爷的兴趣,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判断:

父亲肯定是体制内工作。

他的理由是,宏庙小学是西城的顶尖小学,人称“宇宙第一小学”,但这家人所在的西城晶华小区虽然离宏庙只有两公里,但却不是对口的学区房。在这种情况下,小孩想入读宏庙小学,就只有一种可能:

政策保障生。

教改几十年来,北京的升学风云变幻,政策保障生岿然不动,自始至终站在鄙视链的顶端。

那天下午,在大望路的煎饼摊前,包叔上了社会第一课。兽爷为了躲城管,躲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。什么行业做久了都会炉火纯青,这个男人对北京小学八卦的掌握,甚至超过了包叔对村里寡妇的了解程度。

政策保障生,是北京学校水面下的冰山。

中央、部委机构云集的西城,政保生比例有多少,数据从来没有正式披露过。他们的申请表由单位收取,由单位提交名额给教委。在电脑派位之前,政保生就都分配好了。

这种申请表并不神秘,百度文库就能随便下载。包叔自己下载了一张,认认真真填了一下午。

唯一的问题,是不知道该交给谁。

政保生的前身是“条子生”,处理条子是北京中小学校长最头疼的事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他们就通过媒体叫苦。一位中学校长说,甚至连水、电、气、热等部门,也不断向学校递条子。他们谁都惹不起。

2014年的教改后,“条子生”以“政策保障生”的制度确立下来。

有墙的地方就有人卖梯子。后来,政保生也是越来越多。北京也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。

最受关注的是西城区,他们明确了“政策保障协调入学”的范围;

2018年,西城教委第15号文件又叫停了政策保障生,把照顾范围缩小到烈士子女、华侨子女、劳模子女等。

但是那年7月6日“小升初”学区派位一出来,大家还是发现,某小学一个班32名学生中有20人被派入市重点中学。

环球网的一篇评论说,他们基本上是强势行政、企事业单位的子弟。

去年,包叔一个朋友去西城区中介门店上班。他发现西城区每个月的学区房库存差不多也就700-800套,而政策保障生,在顶尖小学里却有很多很多。

三十年来,北京的教育资源分配进行过太多次尝试,这次的绞杀学区房,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,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两只拦路虎是:

条子和票子。

去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,面对学生爆表,海淀区教育部门喊出了:

今年起卡死所有特权生的路径,无条件就近入学。

有篇论文分析过,北京的特权生主要来自三种家庭:政治精英,商业精英和教育精英。海淀区当然是以教育精英为主,海淀人敢说的话,其他人不一定敢说。

1996年,收了第一个票子生的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,和媒体诉苦时说,多年来条子生就没断过,光教育内部的条子就很多,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,我们敢得罪谁呀:

只要堵不住条子生,就堵不住票子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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